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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黄英

　　我与霍松林先生仅有的一次见面，是在其同窗好友丁恩培老师家里。时过多年，先生之言，铭记在心。
　　1968年冬初，霍先生从陕西师大设在永寿县的干校请假回乡来天水办事。从天水国立五中到南京中央大学，与其一直同窗的丁恩培老师请他在家吃饭，让傅老师和我作陪。我们如约赶到中华西路，小巷口有参天古树的丁家大院，两位老友已在围炉叙旧。得知我俩是丁老师天水师范的同事，霍先生笑着说，他早年在天水师范也教过语文。
　　当时的霍先生，还没有后来的成就和名气，身体也没有后来那样康健。彼时的他，面容灰暗而憔悴，不时大声咳嗽，但心静神闲，举止优雅，不失学者风度。
　　原来，霍松林在天水师范教书时，奉命去西安学习，哮喘犯病，打扰集体住宿的人无法休息。领导命他回天水治疗休养。离开西安之前，他上街散心，与一位阔别的同学不期而遇。同学听到他的困境，引荐他见到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先生。侯问他有何著述？他将随身所带的诗稿面呈。侯细阅诗稿，点头称赏，但惋惜地说，你的中国古典文学造诣不浅，适合在大学教书。可惜，学校不缺教古典文学的老师，缺的是教外国新文艺理论的人才。现在，学习的教材是苏联毕达可夫的《文艺学概论》……你如果能胜任这门课程，十分欢迎。
　　霍松林放眼权衡，沉吟片刻，昂首答应下来。从此，他就先后由西北大学到陕西师大，将从未接触过的毕达可夫，与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论诗话努力结合，热蒸现卖，向学生讲授起了文艺理论。其实，霍先生的拿手好戏，是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唐诗，斋名“唐音阁”，可见其志趣。讲文艺理论，非其所长，应时救急而已。
　　霍先生把握机遇，从天水到西安的这段经历，丁老师以前大致讲过。当时只作为茶余趣谈，并未深入思考。现在，经本人现身说法，娓娓道来，显然，另有意趣……
　　那天，吃的什么菜？忘记了。
　　饭后，品茗交谈，霍先生见我和老傅都是年届而立的青年教师。正该蓬勃奋发，充满理想，却心灰意冷，感到前途迷茫，便大声鼓励道：“挺起精神，积蓄力量，装备自己……恩培兄，为照料母亲，才到了天水。他是中央大学历史系卢冀野先生的得意门生，对先秦典籍，相当熟悉，尤其是《易经》颇有心得，请他讲讲《易经》的‘潜龙勿用’如何？”
　　丁老师笑笑，没有回应。
　　停歇片刻，喘喘气儿，霍先生才又慢条斯理地说：“我体会，潜龙勿用，并非废弃不用。龙潜于渊，不会自弃，养精蓄锐，顺势而为，待时而已……唐宋八大家的韩愈，如果‘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之后，一蹶不振，能‘文起八代之衰’吗？人生嘛，摸爬滚打，跌跌撞撞，要懂得锋芒内敛，迂回前进……”
　　二十年后，在拙作长篇传记文学《忧满黄河——邓宝珊传》，即将出版之际。我想起了同邓先生有密切交往，同我也有一面之缘的霍松林先生。此时的霍松林，已春风得意，桃李满天下了。
　　邓宝珊、冯国瑞、霍松林……都是历史文化名城的当代乡贤。能不能烦劳霍先生挥毫为拙作题写个书名呢？诚恐碰壁，便拜托丁恩培老师，去投书试探。
　　不料，为拙作尽早出版，霍先生竟将所题写的书名，径直寄给了兰州出版社拙作的责任编辑余嘉瑞老师。余老师感动地告诉我，霍先生初寄的“忧满黄河”，将“忧”字写为繁体。她再三斟酌，恐年轻读者多不认识，只得寄信烦请改写简体。没想到，惜时如金的大学者，毫无架子，为尽快出书，收信后很快就重写寄来了！出版社很不过意，特意寄给霍先生二百元的润笔费，作为酬谢。
　　现在回想，十分感谢丁恩培老师关爱年轻同事的高风亮节。如果没有他深谋远虑，“一饭之缘”的精心安排，我能认识霍松林先生吗？
　　霍松林的忠告，似未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