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版 下一版 2024年08月01日

秦州区枣园庄古城墙遗址刍议 　　□ 张广成

　　城垣（城墙）的出现，是人类社会由蒙昧时期步入文明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
　　我国历史上城垣的出现，依据文献，多数资料述说是夏代。诸如《世本·作篇》载：“鲧作城郭。”《吕氏春秋·君守》记载：“夏鲧作城。”《淮南子·原道训》云：“昔者，夏鲧作九仞之城。”总之，是说夏禹的父亲鲧就已经开始建造城郭了。也有不同载述，如《史记》曰：“黄帝时为五城。”则又早于夏代而在炎黄时期就已有构筑城垣之举了。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湖南澧县城头山、浙江良渚、安徽凌家滩、山西陶寺、陕西石峁、河南二里头等遗址中发现了城垣遗址。其中，湖南澧县城头山城址距今约6000余年，是迄今国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城址；良渚城址，距今5000年左右，城垣布局周详、规模可观，曾荣冠“中华第一城”之誉。以上考古发现，从时段相比对，超出了传统古籍所载的年代断限。毋庸置疑，远早于夏代之前，我们的先民就已经步入文明，有筑建城垣之壮举了。
一
　　天水始建城垣是什么时候呢？传统文献没有直接的记载，只能以史籍所载事件，予以推断。
　　据《史记·秦本纪》所述：“（秦）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秦武公十年，即公元前688年，是说这一年秦武公征服了邽戎、冀戎原居之地，并首先设立县制行政建构，将该地纳入其版图辖治。
　　冀县就是今甘谷县，而邽县就是后来的上邽县，即今天水市秦州区（《上邽故址考》）。遗憾的是，《史记》并未明述设县后上邽有筑城之事，我们只能如下推断：
　　首先，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筑城之事，竞相比拼、兴味极浓，秦人当也不甘落伍。继秦武公之后的秦德公，就在今陕西凤翔营建雍城，经考古发掘，雍城遗址城垣周长达13000余米，面积约10.56平方公里，其规模是令人惊叹的。足证，此前秦人早就掌握了能建构相当规模城垣成熟的筑城技术，也折射出秦人具有筑城守土的强烈战略意识。
　　其次，城郭初始的功能是基于军事防守的，正如《墨子·七患》所云：“城者，所以自守也。”其属性纯粹是屯兵戍守，所以“城”之本原实为军事工程。后来有百姓入住，城而有市，遂形成军事、社会民生兼融的“城”，又增加了如《穀梁传·隐公七年》：“城，为保民为之也。”即绥靖保民的功能。
　　据此推断，秦人扩疆拓土，征占邽、冀戎之地，即时设置县制，当自然以屯军守土为首要选项，为达此军事目的，修筑城垣而强化戍卫，应是设县后必然跟进的战防措施。
　　基于上述分析，姑且认定：天水（上邽）城垣当始建于公元前688年或此后不久，是接近历史实际的。
二
　　时至汉代，天水城垣有了较大的发展。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载：“上邽，故邽，戎国也。秦武公十年，伐邽，县之。旧天水郡治，五城相接。”郦氏此注清晰说明，天水城垣，早在汉武帝设郡之初，就已是“五城相接”，其格局之宏大，令人赞叹。“五城”为何名，惜未明录。
　　此后，天水城垣历经沧桑岁月，屡遭战乱兵燹和自然灾害之厄，毁圮迭生，相继修缮。
　　至明代，秦州（天水）城垣其貌“若囱棂之星列，角楼之峰峙，堞铺之云布，城扉之银铺，槛垣之壁粲，桥纽之虹垂”（明·胡缵宗《重修秦州城记》）之壮观，成为“陇以西为州者五，惟秦为最巨”（清·宋琬《重修秦州城垣记》）的陇右各州居首的城垣。格局是“官之所莅为卫城，环廓面城者四，睥睨相属者联珠”，亦是有“五城相接”的规模。
　　至清代，虽遭地震毁城之灾，经修复达到“其城郭峙如也，其楼观翚如也，其馆廨翼如也，其坛壝亭鄣巍如也，烟火万家，鸣吠之声相闻也”（宋琬《重修秦州城垣记》），城垣已恢复到相当规模。
　　存留的天水（秦州）明、清城垣，属版筑夯土类型。于今，依然有遗址留存，有关部门采取了保护措施，修筑园林景点，可供一览。
三
　　近年来，秦州区枣园庄发现一段旧城墙遗址，引起社会多方关注。对其年限断代，颇为热议，但一手资料孱弱，难有定论。
　　笔者萦系于怀有日，终于在地方志中觅得资信，现照录于下：
　　《光绪重纂秦州直隶州新志》卷之二《秦州》（中国地方志集成 甘肃府县志辑）条：“东乡出东关城，过濛水，旧有桥，今废。《元和郡县志》云：司马懿垒俗名上募城，诸葛垒俗名下募城，又东八里有姜维垒（注：‘姜维垒’的引文有异。查《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九《陇右道上·秦州·上邽县》条：‘姜维垒在县北八里。’）今诸葛垒在路南，其余不可考。又东五里铺有古城遗址，俗名韩公城。南折过耤水，又东二里，有云章阁。又东为十里铺。”
　　依《志》文所述，觅踪求迹。州城（今秦州区）出东关城，沿路（约今岷山路）迤逦东行。“濛水”今罗玉河，又行，有“诸葛垒在路南”，诸葛军垒原址就在今路南，现迁移。续行，为东五里铺，今名犹是。向南折行过耤水（今有五里铺耤河大桥），又（沿今羲皇大道）东行“有云章阁”，民间称曰奎星阁，现为一企业家属区，至今保留奎星阁之名。“又东为十里铺”，今有村落，村名亦是。
　　可见《志》文所述，其方位、地貌、里程、地面建筑物和附着物等，今昔比对，亦然有留存参照可稽，所叙颇具真实性、可信性。缘此，可资采用为据，对秦州区枣园庄发现的旧城墙遗址的年代，予以诠释，聊为刍议。
　　《志》文曰：“东五里铺有古城遗址，俗名韩公城。”“东五里铺”，与今枣园庄所处地理位置吻合；“有古城遗址”，明确此处有古城遗址留存；“俗名韩公城”，“俗名”即民间社会认定的、经久沿袭的称谓。“韩公”指北宋韩琦，也就是说，此古城遗址是北宋名臣韩琦所筑。
　　韩琦于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夏四月辛巳，知秦州”（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三十一）。韩琦莅任秦州知州，即奏请朝廷，谋划修筑天水（秦州）城垣，“初，知州韩琦，以为州东、西居民及军营馑万余家，皆附城而居，无所悍蔽，因请筑外城”（《长编》卷一百三十五）。显见韩琦筑城之初衷，是为秦州居民之栖身安居而萦怀，也是为恪职戍疆卫边而谋划。
　　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正月“辛未，秦州言筑东、西关城成”，筑城完工。新修的城垣规模是“凡十里，计工三百万，自十月起役，至是成之”。并进行了竣工嘉奖，“赐总役官吏金帛有差”（《长编》卷一百三十五）。韩琦新修的天水城垣，世代誉称“韩公城”。
　　何以秦州区枣园庄发现的这段旧城墙遗址，在东、西关城郭之外呢？可推断，应当是韩琦同期（公元1041年—1042年）所筑的附城近郊屯兵军营遗址，或是供参与筑城的军民工役的居住遗址。总之，都与韩琦相关，所以，方才有世传“俗名韩公城”之称谓。
　　更需缀叙。韩琦是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曾与范仲淹共同戍边，时谣曰：“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宋史纪事本末》）韩琦曾与范仲淹推行著名的“庆历新政”。韩琦亦曾“相三朝，厥功大矣”，病逝后朝廷赐碑曰：“两朝顾命，定策元勋。”（《宋史》）
　　韩琦任秦州知州，仅一年左右。其间，韩琦“招怀种落，训练士卒”，团结各民族练兵对敌。西夏之所以未敢侵犯秦州，皆因“韩琦为守也”（《续资治通鉴长编》）。秦州得免兵燹，惠泽一域，显见韩琦镇守有方。
　　韩琦这位名垂青史的著名人物，曾知秦州，这是历史的机缘，无疑给天水（秦州）这方热土增添了浓郁的历史人文气息。尤需称道的是名人筑名城，“韩公城”为天水（秦州）这座历史文化厚重的古城的历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传世之笔。更为有幸的是，枣园庄“俗名韩公城”存世于今，亦属珍稀。倘如此，此枣园庄城墙遗址已接近千年，庶几是韩公之功绩碑，亦不啻是天水古城历史文化的一处熠熠生辉的闪光点。
■ 枣园庄旧城墙遗址 韩仪麟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