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 2025年05月08日

　　 刘丹丹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生态文明转型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重构全球发展格局。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双碳”目标引领下开启的绿色变革，既是对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回应，更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2025年全国两会提出的“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构建了一个四位一体的治理框架，其核心要义在于突破传统环境治理的碎片化困境，通过系统集成与整体优化，探索经济生态化与生态经济化的双向转化路径。这种治理思维的重大创新，正在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新模式。
　　一、系统集成：环境治理范式的革命性突破
　　传统环境治理模式往往陷入要素割裂的困境，大气、水体、土壤等环境要素的专项治理体系相互独立，政策工具与治理手段呈现碎片化特征。这种线性治理思维难以应对复合型生态环境问题，容易导致政策效果相互抵消的治理悖论。系统科学视角下的环境治理范式，强调将生态环境视为有机整体，通过构建跨介质、跨区域的立体化治理框架，实现污染物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这种治理模式的转型，本质上是将还原论思维升级为整体性思维，在要素关联网络中寻求最优解。
　　多目标协同的实现需要突破传统治理的路径依赖。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必须建立污染控制与碳减排的耦合机制，在能源结构转型、产业结构调整、空间布局优化等维度形成协同效应。这种协同不仅体现在环境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更要求经济发展目标与生态约束条件达成动态平衡。通过构建环境治理与经济运行的反馈调节系统，可以有效破解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局限性，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实现环境质量的根本性改善。
　　制度创新是系统集成的关键支撑。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完善生态补偿制度、创新环境经济政策工具，这些制度安排能够有效整合分散的治理资源，形成政策合力。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时代，通过构建智慧环境治理平台，可以实现环境数据的实时共享与智能分析，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提供技术支撑，显著提升环境治理的系统性和预见性。
　　二、制度重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纵深推进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制度创新的核心领域。通过建立科学的生态资产核算体系，将自然资源资本纳入国民经济核算框架，能够从根本上扭转“资源无价、环境低价”的传统认知。这种制度设计需要构建市场交易、政府调控、社会参与的多元实现路径，在产权界定、价值评估、交易机制等关键环节形成制度闭环，为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提供制度保障。
　　环境经济政策体系正在经历深刻变革。碳市场、绿色金融、环境税等政策工具的协同运用，形成了“胡萝卜加大棒”的复合型激励机制。这种政策组合不仅通过价格信号引导市场主体行为，更通过风险定价机制推动资本要素向绿色领域集聚。特别是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完善，正在重塑企业的成本结构，将外部环境成本内部化，倒逼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
　　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现为制度执行效能的提升。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建立环境治理的责任清单和权力清单，可以明晰政府、企业、公众的权责边界。数字化治理工具的广泛应用，显著增强了环境监管的精准性和及时性，使环境执法从末端治理转向全过程管控。这种制度效能的提升，实质是治理体系从粗放式管理向精细化治理的跃迁。
　　三、发展升维：绿色低碳转型的路径创新
　　产业结构调整呈现生态化转向。传统产业通过工艺革新和能源替代实现清洁化改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在绿色技术突破中快速成长，这种双重变革正在重塑产业价值链。特别是在能源革命推动下，可再生能源产业链的完善与储能技术的突破，使得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成为可能。这种转型不是简单的产业替代，而是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产业体系的生态重构。
　　空间布局优化释放结构性效能。新型城镇化战略与生态安全格局的深度耦合，推动形成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通过国土空间规划的制度约束，建立开发强度与环境容量的动态平衡机制，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资源配置低效问题。这种空间治理创新，实质是将生态理性注入空间生产逻辑，实现发展质量的整体提升。
　　技术创新体系面临范式重构。绿色低碳技术的突破已从单一技术研发转向系统集成创新，需要建立“基础研究-应用开发-产业转化”的完整创新链。通过完善创新激励机制和成果转化体系，可以加速绿色技术的迭代升级。更重要的是，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的深度融合，正在催生智慧能源、智能环保等新业态，为绿色发展提供新的技术范式。
　　（作者系天水市委党校哲学与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