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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国艺术起源与流变研究

天水日报      2026年04月13日     
   杨谷旸

  中山国是春秋战国时期由北方白狄鲜虞部族建立的诸侯国,地处华北平原与太行山交汇的农牧交错带,是游牧与农耕文明交汇的重要地区。作为战国七雄外的第八雄,中山国历史轨迹贯穿了从游牧部落经中期建城郭、发展农业转型,至后期吸收华夏礼乐制度,最终融入中原文明,形成“华戎杂糅”的独特文化形态的历程。中山国艺术文化的研究对理解中国古代民族融合具有重要价值。其艺术中,商周饕餮纹与狄族动物纹饰并存,这种“华戎杂糅”的文化特质,既是中山国对生存空间的主动建构,也为探索中国古代民族互动、文化融合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尤为重要的是,这种融合并非单向“汉化”,而是双向选择性吸收,为探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机制提供了重要样本。
  中山国艺术来源于其建立者狄族的游牧文化传统,作为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其在流动迁徙的生活中,形成了独特的审美观念与艺术语言,这些元素构成了中山国艺术最根本的底色。从外在表现来看,其不论是在造型还是纹饰上偏爱使用动物作为艺术题材,牛、羊、马等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动物形象,不仅作为装饰纹样频繁出现在青铜器、陶器和饰品中,更被赋予了力量与速度的象征意义。同时,畜牧、狩猎等游牧生活场景的生动描绘,也真实再现了狄族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生存状态。同时,各类图腾动物形象超越了单纯的装饰,被升华为部族保护神的象征。这种将实用技艺与神灵崇拜相结合的艺术表现方式,使得中山国的器物不仅具有物质功能,更承载着祈求力量、庇护与族群繁衍的深层精神诉求,形成了其艺术中“实用与象征统一”的鲜明特质。中山国建立后主动融入中原文化圈,其对动物题材的偏爱一直延续,动物题材的描绘内容更趋复杂与情节化,折射出游牧民族对自然生态的敏锐观察,如虎噬鹿器座、鸟柱铜盆等器物,并非孤立表现动物形态,而是精心刻画捕食与挣扎的瞬间对抗,通过强弱对比与动态构图,营造出强烈的视觉张力。这类题材既延续了狄族崇尚力量、敬畏自然的游牧精神,又在战国诸侯争霸的时代背景下,隐喻了现实中的生存法则与权力角逐,在其艺术表现上兼具审美价值与社会意涵。
  中山国立国后,为在列强中立足并谋求发展,主动开启了融入中原文化圈的进程。这一转型深刻影响了其艺术形态,使其在狄族游牧文化基因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中原礼制文化与审美传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融合性艺术风格。其中,动物题材的立体化再造与礼制化重构,是中山国艺术与中原文化融合发展最为典型的表现。
  其一,将中原传统二维纹饰题材的三维立体化再造。商周中原青铜器以夔龙纹、凤鸟纹等平面纹饰见长,其形象多程式化、符号化,呈现出庄严神秘的美学特征。中山国在吸收这一传统时,并未简单模仿,而是将中原常见的二维纹饰转化为三维立体的雕塑造型,实现了装饰手法的重大突破。以十五连盏铜灯为例,器身表面几无纹饰,取而代之的是攀缘缠绕的夔龙、枝头啼鸣的飞鸟以及嬉戏互动的人猴群像。这些立体塑像打破了平面纹饰的局限,通过动物三维形象获得了真实的空间存在感。夔龙不再是被刻在器表的抽象符号,而是动态盘旋、富有生命力的实体,群猴的姿态各异,或攀枝或蹲坐或乞食,呈现出鲜活的自然场景。这种将纹饰装饰雕塑化的手法,既承袭了中原夔龙、凤鸟等传统母题,又注入了北方游牧民族擅长写实、崇尚动态的艺术基因,使动物题材从程式化的符号表达中解放出来,展现出更具戏剧性与感染力的艺术效果。
  其二,从自然崇拜到礼制象征——动物题材的秩序化重构。中原文化自西周以来,逐渐形成了以礼制为核心的社会秩序,青铜礼器的造型与装饰讲究对称、均衡、规整,以体现等级分明与庄重威严。中山国在融入中原文化体系的过程中,主动将这一秩序感引入自身艺术之中,对其原有的动物题材进行了礼制化的改造与重构,以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座堪为典范。该器融合了现实动物与神异动物,底座以四只写实的跪卧梅花鹿为足,中部主体则由四条龙与四只凤交错构成。龙、凤作为中原礼制文化中沟通天地、彰显等级的核心符号,在此被赋予了严谨的空间秩序——龙、凤形态相同,通过对称手法均匀排列于环形底座一周,俯视可见龙首与凤首沿对角线形成四条对称轴,动态的有机线条最终收敛于上方规整的矩形案框,形成“动态中有秩序,变化中见均衡”的视觉效果。这种处理方式,既保留了狄族动物崇拜的原始基因,又以中原礼器所要求的庄重与威严重塑了动物的空间关系。动物形象由此超越了游牧生活中对自然生灵的单纯再现,升华为承载礼仪功能、彰显社会秩序的文化符号。
  综上所述,中山国在与中原文化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并未放弃自身的游牧艺术传统,而是以开放姿态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一方面,将中原传统的平面纹饰立体化,赋予其更强的写实性与生命力。另一方面,将自身的动物题材秩序化,使其融入中原礼制文化的象征体系。这种“以中原为体、以狄技为用”的融合方式,使中山国艺术既保持了北方民族的雄健气质,又契合了中原文明的礼制精神,成为先秦时期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典型例证。
  ■作者系石家庄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实验师;本文系2024年度石家庄市社科专家培养项目“古中山国艺术文化的源起与流变研究”(项目编号:2024zjpy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