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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伏羲文化”的认知和思考（三）
回顾学界对近现代“上古信史”重建的概略
天水日报
作者：张广成
新闻 时间:2022年07月20日 来源:天水日报
□ 张广成
中华民族传统建构的历史统系，近代伊始，受到了“史学革命”的空前洗礼、审视、冲击。西学东渐，多种哲学门类与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接踵传入，重新审视传统历史和传统文化已是势所必然。其大端为：
既有以疑古为始端的“古史辨”学派。“古史辨”派本来是以厘清真伪、重建信史为旨归，委实也解决了一些陈腐讹说，有其贡献。但也失于偏激，把历史认知论当作了历史本体论，乃至出现“东周以上无史”(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等失调之论。矫枉过正地抹杀文献所载的上古历史，使中华文明史留白许多。“疑古”扩大化之影响，自不待言。
也有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从实践古史重建中，总结出了卓有成效的“二重证据法”(王国维《明堂庙寝通考》《古史新证》)即文献和出土资料相互印证，以释古史。此“二重证据法”使一些古史，如商朝的存在得到了坐实等，也充分证明了世传古史文献绝非完全后人杜撰造假。此法获得学界多数学人的认同，长期沿用。基此之法，后有学者发展为“三重证据法”乃至“多重证据法”，这对我国古史的释证、开掘多有空前建树。
还有史学大师郭沫若先生，用唯物史观考察上古历史，慧眼独识，从《易经》《尚书》《诗经》等传统文献中探骊得珠，剖璞获玉，完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一系列著作，成绩斐然。
此后，有著名历史学家徐旭生先生，恪守中国“很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的质素、核心，并不是向壁虚造的”(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治史信念，“用信古的正确方向，小心谨慎地、辛勤地寻求古代略近的真实”为己任，躬践力行，寻觅、考察并参与有关“夏文化”遗迹的田野考古工作，为二里头“夏墟”的发掘、学术认定和历史复原构建作出了贡献。更需提及的是，他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提出了古史“三集团”学说，即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先是辨析族属集团，再根据他们的事迹发生的地点，划分出不同族群的活动区域地域。”“先有一个古代族群分布框架。”“也因此产生了考古学文化的族属问题，这么一种很有中国特色的研究领域。”(赵辉《关于中国考古学的几个问题》)
鉴于人类的历史活动，皆与地理区域相关联。关于中华民族文明起源的地理区域问题，学界也有一个不断探索、完善的动态发展的认知和建立体系的过程。
故而当今，又有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提出“区系类型”学说(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就是把中国史前文化分成6个文化圈，即：红山文化、大河湾文化为代表的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文化圈；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文化圈；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黄河)文化圈；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为代表的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文化圈；巴蜀文化、楚文化为代表的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文化圈；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文化圈。
按照区系类型考察全局，提出了中国史前文化在祖国广袤大地上，其遗迹多处存在并发现的“满天星斗”说，从而颠覆了中国历史始终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展开的传统一元说。
后来，学界又把“满天星斗”说提炼、发展为“多元一体”说，即“中国文化不仅是多元多线条发展，过程中还有个一体化趋势，并且最终结出了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么一个历史果实。”(赵辉《关于中国考古学的几个问题》)
回顾学界上述走过的风雨兼程之路，对以“伏羲文化”为肇始的古史重建之前景，无疑将会是增添信心和助力的。
首要，一个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新史观和对中华传统历史建构统系的新认知，已初步形成，并日趋完善。其基本的共同点就是中华民族传统上古史绝非完全是后人虚拟杜撰的，不应率尔否定，应延承或借鉴此脉络作线性般的探索其源。这样，庶几对“伏羲文化”，给予了未率尔否定、留有余地的预判，则尚有继续探研、不断追索的必要前景。
实则，“考古学在中国是历史科学的一支，它的主要功能是重建史前史，并且辅助文献资料重建古代史。”(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学界笃守锁定此目标，所取得的成果是令人鼓舞的。如：经安阳殷墟发掘，结合传统文献，坐实了商朝；经河南二里头等遗迹的发掘，使文献所载的夏王朝初露端倪；经山西晋中一带上古文化遗址的考察，获得了文献所载的尧、舜时代的有价值信息；经陶寺、石峁、芦山峁、两城镇、宝墩、石家河、良渚、贾河及城头山古城等遗址的发现，将中华文明信史逐步向前推进至五六千年之悠远。此硕果，不啻已渐近于与“伏羲文化”的下限时段相衔接，令人欣喜。随着具有中国特色、风格、气派的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伏羲文化”的科学坐实，将有日可待。
时下，需提及的则是天水“大地湾文化”。“大地湾文化”，是黄河中游最早也是延续时间最长的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文化，存在于距今4800年—60000年。揭示的文化特征主要有：中国最早的农业标本黍等作物的面世；中国最早的彩陶；中国最早的文字雏形；中国最早的宫殿或建筑等。据此，中华文明的起源极有可能向前推至距今8000年左右。这样，无疑更对“伏羲文化”研究有建设性的启迪作用。
回观“伏羲文化”的研究，随着联谊域内外学人的“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的成立与工作，伏羲文化研究蘧然升温，并迎来伏羲文化研究史无前例的新高潮，一些见解新颖、视野拓展、开掘颇深的佳篇力作纷然呈现，解决了前人未曾阐明的一些课题，成绩可观，功莫大焉。
毋庸讳言，也有囿于仅对传统有限文献的爬梳、诠释，虽未达极致穷源之境，亦有面临可资有限的遗憾。要解此困，必须要有新的学术思维，进一步拓宽视野，运用“二重证据法”“多元一体”的认知，援引相关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助力，紧密连接考古成果，方可把“伏羲文化”研究推向新的阶段。
于是，为了拓展对“伏羲文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有学者倡导应该与“大地湾”一体考察，很有识见。当然，这是一个极具科学性的学术问题，全方位容融，必经严谨的科学论证，双向互为互动，方可得出结论。
当下，何妨主动“联谊”，姑且将“伏羲文化”与“大地湾文化”，逐点进行贴靠、资鉴、求同、援识、打通的相向考察，不啻会带来“伏羲文化”研究的新局面。
不妨臆说几点“伏羲文化”与“大地湾文化”之间“联谊”的“情愫”：“伏羲文化”与“大地湾文化”有同出天水一地的空间地域之缘；“伏羲文化”时限距今8000年—6000年，“大地湾文化”第五文化层区时限距今13000年—7000年，有交集近似的时间维度之缘；“伏羲文化”有始“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契者，刻也，实为刻划文字)之说，“大地湾文化”亦有中国最早文字雏形刻划的出现，可以说二者有文字雏形之“交集”之缘等。
自信，倘使“伏羲文化”会同联谊“大地湾文化”，研究将会有一个新的崭新局面；更为期盼“大地湾文化”未开掘的区域有发掘面世之日，必有惊喜之现。届时，兴许“伏羲文化”将会确证由传说之史加冕成为信史，将为国人数千年宿愿得以坐实而额手相庆之盛事。
同时，也要了解、比对和通识全国其他地域遗址展示的人类文明情况，以启思路。如伏羲氏“有龙瑞，以龙纪官”(唐司马贞《三皇本纪》、宋刘恕《通鉴外纪》等)的文献记载。“龙”，自然界本无此物，但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就出土了石块堆塑龙，距今约7600年—8000年；还有内蒙古赤峰兴隆洼遗址出土了猪首龙形象；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了蚌塑龙等，说明古人亦有艺术虚拟的智慧，用“龙”表征某种功能之需。足证文献对伏羲关涉“龙”的载述，应有所由，绝非完全杜撰，内涵若何，继可探究。
除上述文献、历史、考古等学科外，“伏羲文化”研究，还需关注、综合诸多学科的关系，如：社会学、文字学、历史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天文学等学科的历史发展，引用其科学认知和成果，联袂探研，寻找与“伏羲文化”相关、相近、相似的蛛丝马迹，也许能有意外的所获。 此已有令人欣喜的例证：
早先有苗族同胞传说其先祖是伏羲、女娲(见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集刊》芮逸夫著《苗族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一文)，“清初陆次云的《峒谿纖志》里面曾说：‘苗人腊祭曰报草。祭用巫，设女娲、伏羲位。’现代的人类学者实地考察，才得到些苗族传说。按他们的传说，苗族全出于伏羲与女娲。”(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现有彝族根据本民族传说，其始祖希(羲)姆遮，按照彝族“父子连名”族例，当是伏羲之子。彝族学者(贵州、云南、四川等)又依照本民族的服装纹饰、彝族八卦、彝族历法等，断论彝文化与“伏羲文化”有着亲缘关系，且是“伏羲文化”血统的支脉延承，彝汉实为同源共祖。
尤其彝族学者提出“彝族文字的‘根’来源于伏羲的刻书契”（禄文斌《为彝族历史文化寻根》)，并进而发现，天水大地湾出土彩陶上的一些刻划符号，可与彝文对接读音、释义(详见课欧吉立《彝族文化与甘肃大地湾刻划符号的同源关系》)。另外，云南彝文化专家阿苏大岭先生《破译千古易经——兼论彝汉文化的同源性》一书，见解独到，颇值阅鉴。
无疑，彝族学者对“伏羲文化”与彝文化多层面对接、整体推进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伏羲文化”研究拓展了学研空间界域，提供了宝贵的探索脉络，作出了瞩目堪赞的贡献。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开端，有待进一步深层次探讨，以求得“伏羲文化”与彝文化对接容融的学术性和科学性，开创“伏羲文化”与彝文化携手研究、获得更大成果的崭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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