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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生态理想上的契合与启示
天水日报
作者：刘子豪
新闻 时间:2025年09月19日 来源:天水日报
□刘子豪
共产主义社会的崇高追求在于消除资本主义制度对人性的禁锢、化解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最终实现二者和解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大同”“小康”的社会构想，也蕴含着“天人和谐”的生态诉求。二者虽源于不同历史语境与思想传统，却在“追求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生态理想上高度契合，为当代生态治理提供了深厚的理论资源。
一、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态理想：从矛盾批判到和解路径
（一）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社会关系的折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突破了“就自然谈自然”的局限，直指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本质。它认为“人化自然”是人劳动实践的产物，人通过劳动改造自然的过程，本质上是在社会关系中展开的实践活动。“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脱离人与人的协作与联系，人类对自然的改造便无从谈起。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始终以社会关系为中介：农耕时代的协作伦理孕育了“顺天应时”的生产方式，而资本主义的利益分化则催生了对自然的掠夺性开发。当代生态危机看似是人与自然的冲突，实则是利益分配失衡、社会关系异化的外在表现，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在于调整不合理的社会关系。
（二）资本主义私有制：生态矛盾的制度性根源。资本逻辑的扩张是资本主义破坏生态的核心动因。一方面，资本的“效用原则”将自然降格为“赚钱工具”，催生了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工具理性。自然被拆解为可供开发的资源，科学技术沦为掠夺自然的手段，导致自然资源被无节制消耗；另一方面，资本的“无限增殖属性”与自然的有限性形成根本对立。《资本论》中揭示：资本是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无限制欲望。为追求利润，资本家无视生态成本，推行“资源—生产—废物”的直线生产模式，既割裂了自然的循环规律，又造成废物堆积、资源枯竭。这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最终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双重断裂。
（三）共产主义：人与自然和解的必然路径。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超越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生态和谐。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私有制，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不再受资本增值的裹挟。此时，物质生产以满足人的真实需求为目标，人既能发挥主观能动性改造自然，又能尊重自然规律，实现“人的自然主义”与“自然的人道主义”的统一，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彻底和解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态愿景：从大同理想到小康实践
（一）大同社会：天人合一的生态终极追求。儒家“大同社会”的构想虽以社会治理为核心，却蕴含深刻的生态向度。《礼记礼运》描绘“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图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老有所终、幼有所长，“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种社会形态下，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且分配合理，人与人之间无利益纷争，自然无需通过掠夺满足私欲。其背后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与自然并非对立关系，而是通过道德完善与社会和谐实现与自然的共生。这种理想虽带有道德倡导属性，却为重构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价值指引。
（二）小康社会：以农为本的生态实践智慧。如果说“大同”是终极理想，“小康”则是立足农耕文明的生态实践构想。《孟子·梁惠王上》勾勒出了具体路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其核心是“不违农时”，即尊重自然节律，通过合理利用资源改善民生。这种构想将生态和谐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础：只有保护自然生产力（土地、牲畜），才能保障“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的民生目标；而“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的道德建设，又为爱护自然提供了社会约束。由此形成“生态和谐—社会稳定—道德提升”的良性循环，体现了以农为本的生态智慧。
三、二者的契合性及当代启示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生态理想上存在双重契合性：其一，均主张通过完善社会制度实现生态和谐。马克思主义指向共产主义公有制，以破除资本逻辑对生态的破坏；中华传统文化指向“天下为公”“仁政”，以道德与制度协同维护生态平衡，本质都是对不合理社会关系的超越。其二，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旨归。共产主义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大同”“小康”倡导“人尽其才、老有所养”，其都将生态和谐与人的价值实现紧密结合。
二者的契合性启示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制度理性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既要立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立场，针对资本扩张中“效用至上”“无限增殖”导致的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等问题，通过完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态治理制度体系，从根本上约束资本的逐利性对生态的破坏。又要深度挖掘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并将其融入国民教育与社会治理实践，培育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文化氛围，消解工具理性主导下的人类中心主义误区。唯有以制度保障筑牢生态底线，以文化滋养凝聚社会共识，二者协同发力，才能为破解当代生态困境提供完整方案，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目标。
（作者系蚌埠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助教；本文系蚌埠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研究专项课题：项目编号2024YB012，蚌埠学院校级一般项目：编号2024SK14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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