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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羲“人文始祖”形象的建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天水日报
作者：路转红
新闻 时间:2025年11月14日 来源:天水日报
路转红
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伏羲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三皇之一，他创制八卦、初创文字；“作结绳而网罟，以佃以渔”；驯养野兽、制作炊具；制定乐曲、乐器、嫁娶之礼，是华夏文明的缔造者，是神圣的象征。然而从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伏羲是一个“箭剁”式的人物形象，通过后世在这个形象上不断地积累和叠加，最后伏羲打破了人神界线，成为千百年来人们瞩目敬仰的人文始祖，伏羲成为人文始祖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萌芽和形成的过程。“最开始伏羲是一位部落领袖，据赵逵夫先生考证，‘伏羲’这个名字本来也是氏族的名称，从各种文献中可以看到对‘伏羲’这个名称有很多不同的记载”。例如《战国策·赵策二》说：“宓戏，神农教而不诛”；《太平御览》说“大迹出雷泽，华胥覆之，生宓牺”[1]，可见“伏羲”的名字写法有很多，大致可以反映出伏羲生活的时代应介于燧人氏和神农氏之间”。虽然伏羲是以神话、传说的方式活在后世人的脑海，但是从考古发现和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伏羲确有其人。“距今六、七千年前，伏羲出生在中国西部（今甘肃东部一带），后来伏羲带领族人从他们的出生地成纪（即今甘肃天水一带）向东迁徙到陈（即今河南淮阳），之后他们的活动范围大致在山东西部一带，最后伏羲部族的势力远达淮河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从伏羲部族的活动轨迹可以看出他们的脚步几乎遍布黄河流域。天水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也是伏羲文化很好的见证，上文中提到伏羲对人类的贡献之一是“作结绳而网罟，以佃以渔”，这在《易传》和司马祯《补史记》中均有记载，“这些文献的可靠性已经被考古学家验证，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五营乡邵店村大地湾遗址的墓葬中，出土了纺轮坯和尖状锥，这是上古时期先民们结绳制网的工具，也是伏羲结绳网罟的证明。”。从考古发掘的证据我们可以看出，先是有了伏羲这样一个人，之后才有关于他的神话，这是毋庸置疑的。就像郭沫若说的：“事实上，氏族和部落比关于他们来源的神话要古老得多”。“秦安大地湾遗址所属的时期正是伏羲文化发迹的时期”。“遗址出土的许多文物，例如各种陶器、骨器、宫殿、雕塑品等都能看出伏羲是大地湾先民的著名首领”。伏羲是著名的首领，不是无所不能的神，那时候也还没有成为三皇之一，“现在我们眼里的伏羲更多的是一种符号，一种象征，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起源标志”。“创造伏羲文化的主要人物是伏羲和女娲，但是还包括伏羲部落、子女以及受伏羲文化影响的一大批人物，这也就是说，伏羲是以伏羲、女娲为代表创制的文化，并不是伏羲一个人创造的文化”。实际上伏羲与女娲最早的时候也并不是同一个神话，钟敬文先生在他的著述中提到过：“伏羲是渔猎社会时期的酋长，女娲是农业社会时期的酋长，他们的神话原来各自流传着，到民族大融合以后，才或速或迟的被粘连到了一起”。如此看来，后人并不是一开始就把伏羲当作始祖神信仰、供奉的。长期以来，伏羲只是神话当中的人物，很少有人把他当作历史人物看待，司马迁的《史记》并没有给伏羲太多的文墨，西汉初期的伏羲也并没有占据重要位置。而且现在说的太昊伏羲氏本来也不是一个人，根据文献记载以及相关研究，太昊与伏羲本来并没有关系，这点在清代崔述的作品中可以看见：“太昊非包羲氏”[2]。“太昊与伏羲合二为一是受了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这是出于宣示王朝政权合法性的需要而衍生出来的”。伏羲地位的提升，与太昊合二为一并且最终形成“太昊伏羲氏”这样一位尊神，其演变过程不外乎三种力量的推动：民间信仰的力量、官方祭祀的力量、文人不断书写的力量。民间信仰、官方祭祀、文人的写作，三种渠道合力构建了伏羲成为人文始祖的神圣形象，这个建构的过程与中华文明的演进是一致的，自秦汉始，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不断发掘伏羲文化的精神特质，由高向下将伏羲文化传播发展，使得各个民族的精神通过伏羲这一标志符号凝聚到了一起，逐渐形成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伏羲神话的起源很早，“在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西坪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人面鲵鱼身纹饰彩陶瓶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彩陶瓶，是远古人类的记忆”。人面鲵鱼像与龙文化有关，龙文化的来源之一是伏羲女娲神话，如此可见，伏羲的神话传说至少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了。伏羲祭祀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没有办法考究，但从考古发掘和神话遗存的情况看，民间对伏羲的崇拜在殷商之前就有。有历史记载的伏羲祭祀当属官方的祭祀即王朝祭祀。可以说，王朝祭祀是伏羲成神的重要环节。在王朝祭祀中，太昊伏羲氏的地位是比较高的，因为伏羲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享受到“太牢之礼”。“伏羲走向神坛，从部落首领到‘太昊伏羲氏’是通过高禖祀、历代帝王祀、圣师祀等多种王朝祭祀方式实现的。”。古人的五行理论认为春主木，曰生，所以高禖祀的日子一般选在春天，春天象征着万物生长生育，所以高禖祀的神象征着生育。由于太昊五行主木，木又主生发，故而太昊能够享受高禖祀。唐朝初期，伏羲就被官方认定为高禖祀。孔颖达《礼记》疏云：“但不知初为禖者，其人是谁？按《世本》及谯周《古史》伏羲制以俪皮嫁娶之礼，即用之配天，其尊贵先媒，当是伏羲也”[3]。唐代皇家不缺子嗣，故而高禖祀在唐代没有很大的用途，宋代皇嗣艰难，所以宋代非常重视高禖祀，除了生育问题，宋代还要通过祭祀伏羲证明王权的合法与正统性。金朝、元朝延续了北宋太昊伏羲祭祀的传统，元代把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合为三皇，每年进行祭祀。明清两代对三皇的祭祀活动达到了顶峰，据文献记载，明清时期对伏羲的祭祀多达53次。从对王朝祭祀简要的梳理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元明清时期对伏羲祭祀的重视程度较高，统治者对伏羲文化的重视不仅使得伏羲登上神坛，也使得中华文明发扬光大，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在历史的变迁中仍然起着凝聚人心、加强中华民族认同感的作用。故而，王朝祭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众的信仰。
虽然王朝祭祀对民众的引导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民众对伏羲的崇拜是伏羲最终成神的决定性因素。伏羲传说流传的时间较早，大约在春秋时期，百姓中间早已讲述着关于伏羲女娲兄妹成婚的传说。山东武梁祠，南阳出土的绘制伏羲女娲交尾的画像石都能说明民间对伏羲女娲中华人文始祖地位的认同较早，且具有普遍性。乾隆《陈州府志》卷八《圣迹》中记载汉代以前民间就有祭祀伏羲的专庙。全国各地都有老百姓祭祀伏羲的庙宇，尤其是与伏羲相关的遗迹所在地，如河南淮阳的太昊庙、太昊祠，甘肃天水市秦州区的伏羲庙等。从宋代开始，在官方祭祀的作用下，祭祀伏羲逐渐演变成民众的信仰习俗，而且围绕伏羲祭祀有很多社会民俗活动。民间对伏羲的信仰与崇拜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民间祭祀受到官方祭祀的影响，二是民间祭祀非常重视愿望的“灵验”与否。民间认为自己在伏羲面前许下的愿望得以实现，关乎伏羲在自己心中的地位与认可度。伏羲创制八卦，八卦被民众用来预测吉凶，随着对八卦的重视与认可，伏羲的神性也得到了强化，伏羲在民众心中有了更高的神圣性。民间信仰具有维系一个地方民心及凝聚民众力量的作用，民众对伏羲的信仰不仅是对伏羲文化的认同，更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认同。千百年来，在民间进行的各种伏羲祭祀使得伏羲对社会的功绩与贡献深入人心，也使得伏羲在民众心中的“圣王”地位得到巩固。
参考文献：
[1].[北宋]李昉，李穆，徐铉等编纂.太平御览（卷七十八）[M].中华书局出版社，1960：365.
[2].[清]崔述.崔东壁遗书[M].顾颉刚，编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489.
[3].[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1361.
■作者系兰州文理学院文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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