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曲子一路旋歌久唱不衰
——访甘谷籍戏剧专家王正强
天水晚报
作者：
新闻 时间:2021年01月15日 来源:天水晚报
甘肃曲子扎根民间
王正强，天水甘谷人，高级编辑。1966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艺术系，主修理论作曲。他长期从事广播文艺编辑工作，曾任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副主任、甘肃省戏剧家协会主席、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等。截至目前，王正强已出版《兰州鼓子研究》《河陇曲子研究》《秦腔音乐概论》等学术专著50余部，并主编了《中国戏曲音乐集成·甘肃卷》等。
王正强说：“‘曲子’作为一种小小的乐歌，在我国普遍存在。在数不胜数的乐种、曲种和剧种都以曲子为最基本的音乐元素。如兰州鼓子、敦煌曲子、天水平腔、陇东秧歌、河州平弦、陇南说书、秦州小曲、河州小曲、古浪老调、陇中小曲、顶灯说唱、春官歌演唱、凉州贤孝、河州贤孝、道情，以及歌唱讲述的宝卷等，名目不同实则皆属于曲子艺术形式。”
“此外，甘肃大量的曲子戏，是地方流行的小曲小令与明清南北时调合流以后形成的地方剧种。将曲子经过一定拣择并将其组织在一定篇制中，就变成一种民间小戏或者一个独特的戏曲声腔剧种。”王正强表示：“如敦煌曲子戏、华亭曲子戏、民勤小曲戏、西厢调、镇原小曲戏、陇南影子腔、南湖曲子戏等等，这些曲子戏一直扎根于民间，作为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融入当地民俗民风的行列。”
先秦时期“郑声”乱“雅乐”
“曲子的萌芽在先秦时期。”王正强认为：“三千多年前西周王朝发生过‘雅’与‘郑声’的一场较量，大致可以看到曲子的影迹。”
雅乐也称礼乐，因大奏于各种祭礼庆典场合，故礼、乐合而称之。周王朝崇尚正统雅乐，将祭祀歌舞作为雅乐，以便对上尊祭五帝夏汤神祇之礼，对下倡导宣示君子之德的双重教化品格。但就雅乐本身而言，依然是可歌、可奏、可舞的曲子。
“郑声”也就是“郑卫之音”，原本是郑、卫等地区（今河南新郑、滑县一带）的民间歌曲和舞蹈，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曲子”或“小调”。这种“曲子”因曲调明快、舞姿活泼，虽然不入祭祀乐神，却时时传唱在人们口头中而风靡极盛。
“雅乐作为周王朝宫廷礼乐之治的最高典范，是作为国乐而受到厚待提倡的。”王正强说：“到了春秋时代，随着‘郑卫之音’等民间俗乐的纷纷兴起，使得一向以礼乐文明而‘自修其身’的贵族阶层也都移兴于俗乐。当时的人们便将雅乐称为‘旧乐’，又将郑声等俗乐称为‘新乐’。其实，当时出现的这种新乐，不仅仅是郑声，之外还有吴声、楚声、秦声等等，这些民间俗乐，都是辞与音乐相合可歌可唱的曲子，再通过绘声绘色的表演，较雅乐展现出全新的品位与绚丽气象，它不仅盛传于民间，也影响及于宫廷，就连后宫嫔妃也是关、睢二南之音口不离曲、风喻君子之诗曲不离口。”
甘肃曲子与华夷曲子第一次并融
据王正强介绍，魏晋时期，西域及中亚诸多小国每年都将大量乐伎、乐器、乐章作为方物贡品进献于河西“五凉”朝廷。由此反映出甘肃河陇在文化传播中的特殊地位和贡献，也揭示出河陇文化由中西融汇构成的多元特质。
王正强说：“河西各寺庙石窟以‘俗乐’唱法、传法、讲唱佛经故事蔚然成风。这种讲唱，体现了叙事文学和戏剧文学的双重品格，其中讲唱的底本，是叙事与代言相混的体裁，为后世说唱曲艺和舞台表演提供了依据和可能性。讲唱的‘俗曲’，采用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村陌野曲’，俱属‘秦声’范围，又为后世甘肃曲子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外，移民戍边屯田和大规模的少数民族内迁，使得胡汉文化在丝绸之路互相吸取和融会。”
曾引领中国文化发展潮流
华夷文化在河西的并融，不只见诸于史书记述，在甘肃从西到东近两千公里地表上下，几乎全由音乐文化的砖坯和石窟五彩壁画垒砌晕染而成。地表之上密密麻麻的寺庙石窟几乎连成一线，地表之下大大小小的墓葬群中，静静躺卧着形形色色的乐舞遗存。尤其以嘉峪关魏晋墓为系列的砖壁画重见天日，为人们了解和研究西凉乐舞的形成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
王正强说：“随着佛教在河西的迅速传播，各地又掀起造寺建塔、凿窟塑像之风，使得甘肃从东到西近两千公里的古丝绸之路两侧，开凿出密密麻麻的石窟群数不胜数。”
据有关资料，单就敦煌千佛洞中，以甘肃古代乐舞所涉及的乐队、乐器壁画空间形象，就散布在大大小小200多个洞窟之中，其中大小型乐队就达500余组，乐伎3000余人，各种乐器44种、4000余件，至于舞态、舞姿，更是数不胜数。由此而又形成一个新兴的凉州文化圈，一条由西向东的文化流播线，一支以凉州乐人为核心的河陇乐舞文化大军，成为当时引领中国整个文化发展潮流的一支强大文化力量，也对整个世界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小曲是民众生活的“精神食粮”
“隋唐之后，西凉乐舞衍为西凉大曲，西凉大曲又拆卸成可供‘倚声填词’的‘小令’，‘小令’又同隋唐‘燕乐新声’流汇一处，形成河陇大地又一新兴歌曲系统。”王正强说：“宋元时期，这一新兴歌曲又在发展的道路上开始有了各自的分途，有的成为文人遣兴填词的‘词曲’，有的则以曲牌形式进入北曲杂剧声腔领域的‘剧曲’，但还有一部分流散于甘肃民间，这便是长期存活在人们口头上的民间‘曲子’或‘小曲’。这一部分‘小曲’，自南北朝以来，虽然在野生状态下无拘无束地成长蔓延，同时又以简陋的形式口耳相传。但是，却忠实表达着下层民众的真情实感，传递着他们的美好愿望和共同心声，为他们贫瘠的文化生活增添了多种欢乐，寄寓着他们的精神向往。就这样，千百年来，‘曲子’成为下层民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河陇曲子与南北曲子第二次并融
王正强说：“如果说魏晋隋唐中原乐舞和清商三调实现了‘胡夷之乐’与‘中土之乐’在甘肃的第一次大融合的话，那么，明洪武时期，随着江南、中原、华北士庶军民大量戍边河陇，各地纷纷不断的南北时调杂曲大量迁播甘肃，无疑成为同河陇‘曲子’的第二次大融合。正是这次融合，促使甘肃曲子真正进入大刀阔斧的发展与造型阶段。直至明末清初，各呈异彩的民间曲子说唱，不同体制的曲子小戏，带着浓重的儒家气味，以‘寓教于乐’‘高台教化’的‘人师’戏道，渗透在甘肃民众的生活与信仰中，也对人们的道德、情操、伦理、观念给予了深远影响。”
王正强说：“随着屯田戍边规模不断扩大，明王朝开始向甘肃大量移民。来自各地的移民也将各地民间曲子带入甘肃，构成一种南北交汇的独特民风民俗。明朝凉州人聂谦《凉州风俗杂录》载：‘亦有戏子游优，卖技讨食，溷聒眺听，声不绝耳。’说明早在明洪武初年的公元十四世纪中叶，甘肃业已有了民间曲子和戏曲艺术演艺活动的存在。”
甘肃戏剧的活化石
“甘肃民间说唱曲艺品种虽然繁多，却在总体上不外乎三个特点：一是唱为主，二是历史长，三是重教化。”王正强说：“这也是它们一直保持着原生态古朴风致的原因所在。曾有专家考证调查，明代盛行于甘肃境内的民间说唱曲艺大概在百种以上，而且形式繁杂，手法多样，有清唱，有说唱，还有说、唱、表三结合多曲牌联套的大型演唱，甚至还明显呈露出第一人称代言的行当角色分制。”
据王正强介绍，当时的行当角色分制内容大致可为三类：一是歌颂孝子贤孙、义夫节妇、劝人向善的宗教性说唱曲艺；二是衍袭“诸宫调”形式演唱历史故事的世俗性说唱曲艺；三是因农事、节令活动逐渐发展而成的劳动性说唱曲艺。三类说唱表述的内容虽然不同，但歌腔皆系包括民歌、小调在内的曲子。
王正强说：“甘肃曲子历经了数千年的化炼修造，融汇了大大小小的长河涧溪，尽管从遥远的过去一路旋歌久唱不衰，甚至在北宋开始出现登上乐楼表演故事的迹象，但它真正的发展是在明代，特别当其同明清南北时调结合以后，不仅在原有声腔基础上更加丰富完善，并从地摊登上舞台正式发展成为曲子戏，还带动了全省多种民间小戏的形成，也给河陇戏曲剧种的出台积累了经验，提供了音乐素材。故将其视为甘肃戏剧的活化石，丝毫不为过。”
（选摘自中国甘肃网 兰州日报社全媒体首席记者李超 本文有删减）
“甘肃曲子，从遥远的过去一路旋歌久唱不衰，故将其视为甘肃戏剧的活化石，丝毫不为过。”近日，甘肃戏剧专家王正强接受记者采访时，分享了他多年来对甘肃曲子的最新研究成果，讲述了甘肃曲子的渊源及发展流变。
（资料图片 王正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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