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
凭票排长队买年货是一道景观
天水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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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时间:2022年01月28日 来源:天水晚报
【那些年，我们的年货记忆】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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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28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苏中豹 编辑：张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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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对于中国人来说，年货，是过春节的重要符号。还有不到十天就过年了，“置办年货”又一次被提上日程。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年货，代表着不同时代的记忆。缺衣少食、省吃俭用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年货等同于“好吃的”；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年货升级为“穿好的”“用好的”；进入二十一世纪，“高档的”成为大众选择年货的标准……时光流转，在时代更迭中，年货成为时代变迁的缩影，也见证了百姓越来越红火的幸福生活。
日前，新天水记者采访了多位不同年龄段的天水人，和他们一起打开记忆的闸门，回味那些渐行渐远的“年货故事”，唤醒我们的“年货记忆”。
20世纪70年代： 母亲说了几次“明年再买”后，一针一线缝出新衣
“那时候能有啥年货啊！年三十儿晚上吃顿白菜肉馅的饺子，就算过年了。”家住麦积区天乐苑小区的铁路退休职工马满平出生于1949年，今年73岁，回忆起自己十四五岁时过年的情景记忆犹新，“对于我自己来说，过年就是能够吃饱饭、吃好饭。那时候，最好的年货就是白面。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买点白面，还要排半天队凭票才能买回家呢！”
在那个缺面少油的年代，过年吃顿肉成为很多人最“奢侈”的“年货记忆”。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正处在“困难时期”，当时商品短缺，为保障供应、控制销售，国家对主要商品全面实行按计划凭票供应制度，而且定量较低。老百姓攥着米票、面票、布票、油票、肉票，在供应站门口排“长龙”抢购年货的场面，曾是春节前的一道景观。
“那个年代，如果家里有粮票、油票、肉票、布票，就代表着可以过一个丰盛年。”马满平说，凭票购物在他的记忆里印象尤为深刻。对于许多一年到头难见荤腥的家庭来说，有肉吃就是过年，过年最大的好处就是“解馋”。
每到春节，居民每人多给半斤油、半斤肉，每户的购货本上还能多二斤富强粉。“那时候可没人买排骨。六七毛钱一斤的猪肉，平时谁也不舍得买，过年时拿着肉票到肉店专挑有肥内的肉，讲究的是‘二指膘’‘三指膘’。回家后，把肥肉炼成大油，平时炒菜用。撒了盐的油渣，那个香啊，一辈子都忘不了。”马满平回忆说，过年买到点白面不容易，大人就变出花样地蒸出三样馒头，小孩子吃白面馍，年纪稍大的孩子吃花卷，大人吃的是黑面馍。
说起20世纪60年代过年时置办年货，家住秦州区进步巷建材地勘甘肃总队家属院的今年71岁的李桂珍阿姨向记者讲述了一个小故事。
“我16岁那年，记得是腊月二十九了，家里没钱置办年货，外面下着很大的雪。我母亲念叨，再穷也要过个好年，让孩子们吃上肉啊。于是父亲便在母亲的嘱咐中，冒着鹅毛大雪，赶往几十里外的伯伯家借钱买年货。”李桂珍红着眼眶说，父亲回家时，外面已黑得看不见人了，他用借到的钱，买了二斤瓜子、二斤猪肉、三挂鞭炮、二斤酒，还有一些糕点。这就是我家那年的年货，虽然是借来的钱，但有了年货，便有了年的味道。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鸡鸭鱼肉都是餐桌上最普通的食物，李桂珍阿姨说：“虽然天天吃，但过年前还是每样都要准备些，平时吃得再好，过年还是要有年样，饭菜要丰盛，全家人围坐在一起热热闹闹吃年夜饭，才能有过年的气氛。”
□新天水·天水晚报记者 景春燕
时光机流转至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仍处在计划经济时代，物资匮乏，好多物品仍需要凭票供应。记者采访了三位出生于1970年前后的市民，藏在他们“年货记忆”里的，是全家团聚幸福的笑脸，是舍不得一下吃完的“酥糖”，是把鞭炮拆开一个一个放，是母亲说了几次“明年再买”之后，最终一针一线缝出的新衣。
“各家各户平时都勒紧裤腰带，省着各种票据，为的是过年的时候多置办些年货，过个体面年。”搬个小板凳在供销社门口帮爸妈排队购年货的情景，让今年55岁的张伟记忆犹新。张伟说，他们家以前住在麦积区道北老四合院，在现在道北体育场那个位置有几家国营商店，小时候买年货基本都在国营商店里。
“记忆中，我六七岁的时候，过年前几天，我的任务就是帮家里排队买年货。”张伟说，为了买菜，父亲一般会大清早就到商店门口去排队，等他起床后就去接班，估摸着快排到了，父亲就会再去接着排。“当时已经能买到黄瓜、西红柿等菜了，但量很少。为了给蔬菜保鲜，回到家我母亲都要用旧布条里三层外三层地包上。”张伟说，有了肉和蔬菜，年夜饭是全家人一年到头吃得最丰盛的一顿饭，每个人都喜笑颜开，感觉非常幸福。
“每年过年父亲还会给我们买几串鞭炮，年三十晚上放一串，初一大清早放一串，其余的舍不得一下子放完，父亲就把整串鞭炮拆开，抓一把小鞭炮揣在口袋里，手里拿着点着的香，把炮点着扔出去，和小伙伴们比谁扔得远，谁的炮声更响亮，可真是乐趣无穷。”张伟接着回忆说。
黄色的糖纸，上面画着一只大虾，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对糖果“大虾酥”这个包装肯定印象深刻。“只有过年才能吃到酥糖，那时候也是限量供应的，每人计划半斤，一斤三四毛钱。”家住天水碧桂园小区的苏梅今年50岁，她回忆说，记得小时候那些过年的糖果都是待客的，小孩子趁着爸妈送客的时候，偷偷拿一颗，要高兴半天。“舍不得一口吃完，先咬一半，再用糖纸包起来，过一会馋得不行了，再找个没人的地方偷偷拿出来，把另一半吃了。”
出生于1970年的王春兰今年52岁，让她记忆最深刻的年货，是9岁那年春节，她在正月初一早上穿上了妈妈亲手做的崭新的花棉衣。
王春兰家有兄弟姊妹四个，她排行老小。“当时家里条件不好，过年不可能给每个孩子准备一件新衣服，都是大的穿完改一下再给小的穿。因为我年龄最小，所以总是穿着最旧的衣服。”她回忆说，每次过年看到别人穿新衣服，自己就很羡慕，总是缠着母亲要新衣服穿，母亲每次都是笑眯眯地说“明年再买”。“可是就在9岁那年，大年初一的早上，母亲像变戏法一样拿出一件新棉衣给我穿上，我高兴坏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妈妈用家里攒了大半年的布票买的布，每天晚上一针一线亲手给我缝的。”王春兰红着眼眶说。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逐渐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春节的色彩鲜亮起来，“粮、油、肉、蛋、水果、茶叶”等基本年货供应充足，春节前夕，人们幸福而隆重地忙碌着过年的吃、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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