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积山石窟：
传承千年的东方雕塑陈列馆
天水晚报
作者：（下）
新闻 时间:2024年12月11日 来源:天水晚报
隋唐时期的石窟艺术
隋唐时期是麦积山石窟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阶段，根据对麦积山崖面现存窟龛综合考察分析，可知到北周时，壁面上已是窟龛密布，几乎已经没有多少可供利用的位置。这一时期现存窟龛主要有第5、8、10、13、24、37等窟，多为隋代开凿。其中第5窟完成于初唐，绘制于右侧大龛外壁上方的西方净土变，场景壮观、人物众多，是唐代壁画的杰出之作。
这一时期造像最杰出的代表是隋代开凿的东崖大佛（第13窟），为石胎泥塑，正中主尊系阿弥陀佛，左、右分别为观世音和大势至菩萨，大佛高15.7米，气势宏伟，也是麦积山第一大佛。造像风格上，体态丰腴，神情雍容大度，服饰繁缛华贵，充分展现出隋唐王朝的盛世风貌。
但由于地震、战乱等自然和人为因素影响，盛唐以后的麦积山走向了衰败。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因躲避战乱而流寓秦州的大诗人杜甫来到麦积山时，他看到的是“野寺残僧少，山园细路高。麝香眠石竹，鹦鹉啄金桃”的凄凉景象。后来由于历史原因，唐朝统治者佛教政策开始变化，宣宗大中元年（847年）下诏恢复佛教。同时，唐朝乘吐蕃内乱，收复了陇右包括秦州在内的“三州七关”。在这种背景下，麦积山又逐步恢复起佛事活动，据宋《秦州雄武军陇城县第六保瑞应寺再葬佛舍利记》碑载：“……至大中二年，有先师迥觉大师，寻旧基圣迹，构精伽蓝……”其中也包括对崖面窟龛造像的修缮。
五代至两宋时期的石窟
五代至两宋是麦积山石窟大规模修缮的阶段，主要是对前代窟龛、造像进行修缮和补塑，总计300余身，主要见于第4、9、13、36、43、90、127、165、191等窟。总的看来，五代造像较少，以宋代造像居多，其中西崖窟龛多为北宋修缮，东崖窟龛多为南宋修缮。
从题材上看，以单尊佛、菩萨、力士等为主，风格上更具有写实性。造像面相椭圆饱满，斜眉吊目，悬鼻小口，表情森严凝重，服饰简洁质朴、宽博厚重，极富质感。
五代时秦州成为秦岐、前蜀，以及梁、唐、晋、汉、周等政权的争夺焦点，麦积山石窟也受到很大影响，佛事活动萧条。北宋时秦州改属秦凤路，是内附吐蕃部众的重要聚居区，同时又是北宋与西夏政权对峙的边防重地，颇受历代朝臣重视，故总体上形势稳定，经济也有所恢复和发展。
两宋期间，麦积山东、西崖大像重新修缮，其工程浩大，令人赞叹。如东、西崖大佛，133窟内的佛与弟子，4、43窟内的力士，90窟内重塑三佛二弟子，165窟内的菩萨和供养人等均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元代以后的石窟
元明清时期由于政治中心东移，麦积山步入开窟造像的衰落期，无论是窟龛造像的规模，还是造像、壁画的艺术水平都没有太大建树，彻底转变为一处纯民间性宗教信仰活动场所。元代造像以密宗为主，如35窟坐佛、48窟四臂观音等；明朝佛教僧团及寺院发展受到严格控制，但麦积山瑞应寺旧藏的明代护戒牒、西方公据、金刚经启请、三世诸佛图等雕板表明当时这一带民间佛事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如散花楼（4号窟）、中七佛阁（9号窟），以及涅槃洞（第1窟）等均有明代重新妆彩造像或壁画。
同时，诸多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明朝官吏更加纵情于游历山水，立碑赋诗，景色优美的麦积山自然成为首选之地，也因此留下许多碑碣题刻，是认识和了解明代麦积山石窟的珍贵史料；清代全面吸收明代政治制度，在思想、文化方面更加专制，具体反映在麦积山石窟中，无论是塑像，还是壁画都表现出一种程式化特征，繁缛细琐，没有个性和特点。其中代表性作品主要有第2窟内文殊菩萨、驭者、弟子和供养人，以及瑞应寺大雄宝殿左右山墙上彩绘的五方佛、八大菩萨、罗汉、侍童、明王壁画。
民国时期的麦积山早已沦为荒山野寺，除传统庙会节日外，罕有人至。窟龛栈道残破不堪，仅有的几名僧人主要靠几亩田产和周围村民供养。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40年，天水著名学者冯国瑞先生利用在家休假机会，与几位挚友数次前往麦积山参观考察。冯先生以其深厚的史学、美学、金石学和文献学功底，充分认识到麦积山石窟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此后，他怀着对祖国文化遗产的挚爱，利用各种机会和渠道，积极奔走呼吁，向当时的国民政府及社会各界宣传、介绍麦积山石窟，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和知道陇右这座佛教艺术宝库，使其最终在新中国成立后，完成了由宗教活动场所向民族文化遗产转变的过程。
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80处，麦积山石窟名列其中。2014年6月22日，麦积山石窟作为“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麦积山石窟不仅是一段段历史的最佳见证，同时也向人们诉说着曾经的过往与辉煌，体现着那段开放、包容、和谐、共进的岁月所遗存的历史印迹。
（孙晓峰）
（下） （甘肃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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