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盏煤油灯还亮着
天水晚报
作者：王岳林
新闻 时间:2026年09月09日 来源:天水晚报
□王岳林
我读过的村小还在。只是被私人买去了，翻新成了住家。唯独那截空心铁管还挂在院墙外的老槐树上。我站在树下看了很久，风吹过管口，发出低低的呜呜声，像是有人在遥远的地方，敲了敲当年的那截铁管。
七岁那年，母亲用花布边角料缝了一个书包，我背着它跨进了村办小学的门。
学校叫红卫小学。校舍是几间破瓦房，夏天漏雨，冬天透风。书桌是在砖头上架几块大木板，板凳都是自家带来的。三个年级、十几个学生，全挤在那几间屋子里。
学校有三位老师。一位是从关中来的公办徐老师，瘦高个，常穿浅灰色中山装，随身带着一根长竹棍，既是教鞭，也是“戒尺”。学生课堂捣乱，他便将竹棍敲在讲台上，清脆声响令人心头一紧。他治学严格，却从不真的体罚学生。另外两位是本村民办女教师蔡老师和王老师。蔡老师头发花白，从教一生，村里五十岁以下的人，大多是她从一年级带出来的学生。王老师身形高挑，家住本村，日间教书，课后还要务农。她说话温柔，常驻足查看我的作业，写得好就打大大的红对号，写得不好也不责备，只轻声叮嘱：“再写一遍。”有时放学，她会特意留我下来，对着作业本逐笔逐字讲解错题。昏暗的教室里，夕阳透过破窗斜洒而下，映出她微微俯身的温柔侧影。
那个冬天，教室里冷得坐不住。我们都带了火盆取暖，火星溅出来把棉裤烧了一个大洞。王老师第一个发现，几步跨过来，抓起桌上的水碗泼上去，又用手把冒烟的地方拍灭。放学时她交代我让母亲把棉裤补好。那天晚上，母亲在煤油灯下补那条棉裤，昏黄的灯光只照亮方寸之间，她低着头，针线走得又密又匀。我坐在对面写作业，偶尔抬头，看着灯光把她额前的白发照得发亮。补好了，母亲用手抻了抻，说：“明天穿上，别冻着了。”那条棉裤后来又穿了两个冬天，每次手摸到那块补丁，心里都会暖一下。
上下课的信号，是老师用小铁棒敲击那截空心铁管发出的“铛铛”声。声音清脆，在山沟里回荡着，家家户户都能听见。我在那里读了三年，听了三年。四年级，我转到邻村的红星小学，在那里遇到了两位至今难忘的老师。语文老师廖老师，批改作文很仔细。有一次我写了一篇放牛的作文，写那头牛的眼睛里有水光。廖老师在课堂上念了一遍，说我的文字里有“泥土的质感”。他说：“你不是在写作文，是在对着大山说话。”那句话我记了一辈子。张老师教数学，每到开学，总把一摞作业本悄悄放在我课桌上——白色的做作业本，黄褐色的草纸订成练习本。他还找来旧挂历帮我把书皮包得整整齐齐，边角折得一丝不苟。从没听他解释过什么，他只是做，像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初中在乡里上学，离家五里，家里咬牙给我买了一辆旧自行车。班主任陈老师十分严厉，罚我们在烈日下站了一个多小时。后来我才知晓，乾佑河很危险，她的严厉，实则是护我们周全。初二结束我入读县城高中，高二上学期家中突遭变故，母亲高处跌落腰部重伤，礼泉的爷爷车祸骨折卧床无人照料。身为长子，我主动休学半年前去照料，十七岁奔赴礼泉的这段经历，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
回到学校读完高中，一九八六年高考落榜。那一年我十八岁。我没有复读，把课本装进一个纸箱子，背着它进了部队。白天训练，晚上熄灯后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把那箱书一页一页重新啃了一遍。后来，我考上了军校。一个高考落榜的农村孩子，能够走出秦岭大山，还能够走那么远，连我自己也没想到。
如今回头看，命运关上一扇门时，总有人递来一把钥匙。那些递钥匙的人，就是我的老师。多年后回想起来，都闪着光。他们把我从大山深处一步步托举出来。如今我走过的每一步，都踩在他们的肩膀上。而我永远无法真正回报的，正是那些自己也未必宽裕的人，从自己碗里省下一口，递给了我。
前些年回柞水，我专程重回那所村小，恍惚间，那盏煤油灯依旧亮着。它曾照亮母亲缝补的针线，照亮老师批阅作业的红笔，也照亮我年少时在被窝里伏案苦读的背影。而今这盏灯火，依旧温暖着我，也照亮每一个从大山深处走出去的追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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